一旦得病,「就是连被纸割到,也算是急症」

作者: 时间:2020-06-14A生活店877人已围观

一旦得病,「就是连被纸割到,也算是急症」

重症须下猛药,否则无解。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哈姆雷特》(Hamlet)

癌症始于人,也终于人。在科学的抽象观念中,有时很容易忘记这基本的事实……医师治病,但也治人,这个专业的先决条件有时会同时把医师拉往两个不同的方向。
──琼.古德菲尔德(June Goodfield),英国科学家、作家

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早晨,一位在麻州易普威治镇担任幼稚园老师、同时也是拥有三个幼儿的三十岁母亲──卡拉.芮德(Carla Reed)从一阵头痛中醒来。「不是普通的头痛,」她后来说,「而是头部一阵麻木,那种让你马上知道大祸临头的麻木。」

她的身体不知出了什幺问题,历时已有近一个月之久。四月底,卡拉发现背部一夕之间出现了一些瘀青,就像出现在某些圣徒身上,与耶稣钉痕相似的伤痕一样。接下来的一个月,这个伤痕先是扩大,继而消失,在她背上留下大片如地图般的记号。她的牙龈不知不觉变成白色。到了五月初,原本精力充沛,常常在教室追着五、六岁幼儿跑的卡拉,却举步维艰,连上一级楼梯都难。有时她觉得筋疲力竭,站不起身来,只能四肢着地,用爬的在走廊上移动。她每天会断断续续地睡十二至十四个钟头,醒来却觉得疲惫万分,必须再把自己的身体拖上沙发补眠。

在那四个星期中,卡拉和先生一起去看了两次全科医生,又去看了一位护士,但每一次都没有作任何检验,医师也没有下任何诊断。可怕的疼痛在她的骨头里时隐时现,医师胡乱地想找些解释,说可能是偏头痛,要卡拉试试服用阿斯匹灵,结果反而让卡拉的牙龈出血更严重。

卡拉生性外向、合群,情感奔放,她对自己起伏不定的病情与其说是担心,不如说是困惑。她这辈子从没有生过什幺大病,医院对她而言根本是个抽象的名词,她从没有去看过专科医师,更不用说肿瘤医师了。她想像了半天,编造各种原因来解释她的症状──劳累、忧郁、消化不良、神经官能症、失眠,但到最后,她心头却突然浮现出一种感觉,一种第六感。她告诉自己:一场严重的大病正在她体内酝酿。

五月十九日下午,卡拉请邻居照顾三名子女,自己驱车上诊所,要求抽血检查。她的医师开单作例行血球数检查,检验师抽血时看到她血液的颜色后觉得不妙,浓度既稀,颜色又淡,卡拉血管里冒出来的液体根本不像是血。

卡拉等了一整天,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一早,她在鱼市场里接到了电话。

「我们得再抽一点血。」诊所护士说。

「你们要我什幺时候去?」卡拉问,一边盘算着忙碌的行程。她记得自己那时抬头看墙上的钟,心里正想着菜篮里那块半磅重的鱼排没有保温,如果不赶快冷藏就要坏掉了。

结果卡拉对这场病一开头的记忆全都是一些日常琐事:时钟、安排共乘车辆、孩子们、一管稀薄的血、没时间洗的淋浴、太阳下的鱼肉、电话那头紧张的语调。卡拉记不太得护士究竟说了什幺,只感到急迫的压力。「赶快过来,」她想护士可能是这样说的,「赶快来。」


我在五月二十一日上午七点听到卡拉的病例,那时我正坐在行驶于波士顿市区肯德尔广场和查尔斯街之间的火车上。我呼叫器上闪过的字句虽断断续续不带情感,却显示出病况危急的情况:卡拉/白血病新病患/十四楼/速往。火车疾驰,奔出黑暗悠长的隧道,麻州综合医院的玻璃大楼赫然耸现,我一抬头就看着十四楼病房的窗户。

我猜想卡拉正独自坐在其中一扇窗户里,心惊肉跳。房门外可能已经开始一连串忙乱的动作,抽血的试管正在病房与二楼的检验室之间来回,护士拿着採样穿梭,实习医师则忙着收集早上报告要交的资料,警报器哔哔响,呼叫器忙着传送讯号。在医院大楼深处,显微镜闪闪发光,镜片焦点中正是卡拉的血球细胞。

我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切的活动正在进行,因为只要是急性白血病人入院,一定会让医院的脊樑产生一阵颤抖,而且是由高楼上的癌症病房一路到深埋在地下室的临床实验室。白血病是白血球细胞的癌症,也是最具爆发力、最猛烈的癌症。正如癌症病房一名护士经常提醒病人的说法,一旦得了这种病,「就是连被纸割到,也算是急症」。

对尚在受训的肿瘤学者而言,白血病也象徵了癌症的特殊化身,其速度、其严重程度、其势如破竹教人难以喘息的生长弧线,都迫使医护人员採取迅速、甚至往往是手忙脚乱的决定;不论是体验、观察和治疗,这种病都教人毛骨悚然。受白血病侵犯的身体已经被推往脆弱生理情况的极致,身体的每一个系统、心、肺、血液,都游走在刀锋边缘。护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作了补充:她的医师验血的结果显示,她的红血球数量低得离谱,不到正常量的三分之一。她血液里没有正常的白血球细胞,而是挤满了上百万庞大的恶性白血球──用癌症的术语来说,就是母细胞(blasts)。她的医师终于作出了诊断,把她送来麻州综合医院。

在卡拉病房外毫无装饰的长廊中,我站在刚用稀释漂白水拖过,发出抗菌剂微光的地板上,我一边浏览卡拉血液该做的检验单,一边在心里演练和她的对话。但我很遗憾地发现,就连我的同情,也有一点像是经过演练而显得有点呆板机械化的成分。这时正是我加入肿瘤科「研究」(fellowship)的第十个月[1]──我接受的是训练癌症专才的两年沉浸式(immersive)医学计画,而我觉得自己已经沉入最低点。在这言语难以形容而沉痛悲惨艰苦的十个月之中,数十名我所照顾的病人已经离世,我觉得自己已经慢慢适应死亡和悲伤。我彷彿是接种了某种疫苗,足以抵抗沉重的情绪压力。

这间医院里共有七名像我这样的癌症研究医师,从字面上看来,我们似乎是一股教人肃然起敬的力量:我们是一群来自五大医学院和四所教学医院的毕业生,总共接受了六十六年医学和科学的训练,合计共有十二个硕、博士学位,但所有这些资历和学位都不能让我们作好面对这个训练计画的準备。医学院、实习和住院医师训练在身心两方面都是艰辛的折磨,但参与这研究医师训练的头几个月,却让那些记忆成了小巫见大巫,彷彿那一切都不过是儿戏,是医学训练的幼稚园。

癌症消耗我们人生中的一切,它侵犯我们的想像,占据我们的记忆,渗透我们每一次的对话、每一个念头。而如果身为医师的我们觉得自己沉浸在癌症之中,那幺我们的病人就更是彻底遭癌症毁灭。在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癌症病房》(Cancer Ward)中,四十来岁的俄籍主人翁鲁萨诺夫(Pavel Nikolayevich Rusanov)发现脖子上长了一块肿瘤,他马上就被送进寒冷北国某间不知名医院的癌症病房。癌症的诊断──并非癌症本身,光是它存在的耻辱,就已经判了鲁萨诺夫死刑,这个病剥除了他的身分,让他穿上病人的罩衫,全然掌控了他的行动,而这套悲喜参半的残酷服装,就和囚犯的牢衣一样让人颓丧。鲁萨诺夫发现,一被诊断罹癌,就是进入无止境的医药集中营,比他抛诸身后的集中营更无孔不入,更教人瘫痪麻痺。我想索忍尼辛或许是以极权的癌症医院来比拟院外的集权状态,但有一次我请教一名罹患侵袭型子宫颈癌妇女这其中的喻意,她尖酸地说:「很不幸,我读这本书并不需要任何喻意。癌症病房限制我,它就是我的牢狱。」

身为学习照顾癌症病人的医师,我对这样的监禁只有片面的了解,但即使只是处在它的周边,我依旧能感受到它的力量,那是一股紧张、持续且强烈的拉力,把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推上癌症的轨道。刚结束研究训练的一位同僚在我初来乍到的头一週,就把我拉到一边,给我一些忠告:「这个训练计画称作沉浸式,」他压低声音说,「但所谓的沉浸根本是把你彻底淹没。记得千万不要让它掌握你所有的一切,你得在医院之外拥有自己的生活。你非得这样做不可,不然就会被吞噬。」

但不被吞噬是不可能的,在霓虹泛光照明灯下寒冷的水泥方块医学大楼之外,在一轮又一轮的忙乱之后,我每天晚上都在医院的停车场上结束一天的工作。汽车音响发出空洞的声音,教我不由自主地回想当天的一切事件。病人的故事让我震撼,我所作的决定也让我萦怀:一名六十六岁的药剂师,他的肺癌已药石罔效,我该不该再为他作一轮化疗?该不该让那名二十六岁、患有霍奇金氏症(Hodgkin’s disease,一种淋巴癌)的女病人试用可能使她丧失生育力的强效药物组合,抑或选择可能保住她生育力,但效果还在实验的另一种药物组合?该不该让只会讲西班牙文、且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参加新的临床实验,虽然她连同意书上一本正经而又晦涩难懂的文字都看不懂?

我沉浸在日常的癌症事务之中,只能看到以色彩浓重的细节来展现其生命力和命运的病人,就像对比色调得太高的电视机一样。我无法把视线从银幕面前移开。我凭直觉知道这些经验是对抗癌症更大战争的一部分,但它的轮廓却远非我的能力所能掌握。我有新人想要了解历史的渴望,但我也像菜鸟一样,没有能力对它憧憬展望。


但在我结束那两年陌生孤寂的研究生涯时,有关癌症更深更广的问题却非常迫切地浮现。癌症究竟有多古老?我们和这个疾病战斗的根源何在?或者如病患常常问我的:我们在这场对抗癌症的「战争」中,究竟处于什幺境地?我们是怎幺一路走来的?这场战争有没有终结之时?这场战争有可能胜利吗?

写作本书的动机就是源自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我探究癌症的历史,是想要勾勒我所面对这不断变幻疾病的形貌;我也将用过去来阐释现在,一名三十六岁乳癌第三期的妇女呼应了波斯王后阿托莎(Atossa)古老的病例,阿托莎用布包缠生了病的胸部,想把它隐藏起来,但后来她出于虚无感和愤怒,让奴隶用刀切除了它。一名病人想要切除她长满癌细胞的胃,她对我说:「绝不姑息。」这教我想到十九世纪追求完美的外科医师威廉.霍斯泰德(William Halsted),他提出了根除性乳癌切除手术,为的是希望藉由切除更多的作法来进行更多的治疗。

在几世纪以来关于癌症的医学、文化和隐喻的解释,主要是对这种疾病生理的了解,而这样的了解随着时代而变化,且往往是巨变。如今我们明白癌症是由单一细胞失控生长而造成的疾病,这种成长是由突变引爆──DNA的变化影响了基因,造成了细胞无限制的生长。在正常细胞里,强力的遗传迴路规範了细胞的分裂和死亡;而在癌症细胞里,这却因一些遗传迴路中断,而释放了无法停止成长的细胞。

「细胞毫无障碍的成长」,这个看似简单的机制,可能正是这古怪而多层面疾病的核心,这也证明了成长深不可测的力量。细胞分裂让身为生物的我们得以成长、适应、复原、修补,以生存下去,然而当它一旦扭曲失控,也会容许癌细胞成长、繁荣、适应、复原、修补,牺牲了我们的生存,反而成就它的生命。癌细胞长得更快、适应得更好。它们是我们人类更完美的版本。

和癌症战斗的祕诀,在于找出方法,防止容易受到影响的细胞发生这些突变,或者找出方法消灭这些突变细胞,而不影响正常的生长。话虽简单,但背后却肩负着庞大的任务。恶性和正常的生长往往并驾齐驱、息息相关,要想解开这两者的联繫,恐怕是我们人类最重大的科学挑战。癌症生在我们的基因组之中:解放正常细胞分裂的基因并非来自我们体外的异物,而是执行必要细胞功能的变种、扭曲版本。癌症铭记在我们的社会之中:在我们延长整个人类物种的寿命之际,也不可避免地释放了恶性的成长(癌细胞基因突变会随着年龄而累积,因此癌症本质上与年龄有关)。若我们要寻求不朽,那幺癌细胞也以相当执拗的方式,追求长生不死。

究竟未来的世代会如何解开缠结在一起的正常与恶性成长,依旧是个谜。这就如同二十世纪生物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喜欢说的:「宇宙不只比我们想像的奇特,而且远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还要奇特。」科学的轨迹亦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这个故事如何进行下去,都会将过往不可磨灭的历程包含在内。曾有作家说,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坚持和包藏祸心的敌人」,而对抗癌症的故事,将是充满创造力、还原力和毅力的故事,但也将是狂妄、傲慢、专制、误解、空想、言过其实的夸张故事──凡此种种全都是围绕着这种在三十年前即预言几年内就「可以治癒」的疾病打转。


在以消毒空气保持通风的朴素病房之中,卡拉正在进行对抗癌症的战争。我走进病房时,她异常平静地坐在床上,就像是一位正在记笔记的老师。(「什幺笔记?」她后来说,「我只是一再重写同样的念头。」)她的母亲刚搭夜班飞机赶来,红着眼眶、噙着泪水冲进房间,然后默默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用力地前后摇摆。卡拉周遭的活动已经化为模糊的背景:护士拿着液体进进出出,戴着口罩、穿着白袍的实习医师来去穿梭,点滴架上挂着抗生素,準备滴进她的血管中。

我尽其所能地向她说明病况,和解释她在未来要由一个实验室冲向另一个实验室所做的各种检验,我要为她抽骨髓样本,病理学家还会作更多检测。不过初步的检验结果显示,卡拉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简称ALL),这是孩童最常见的癌症,但在成人身上却很罕见,而且通常──在这里我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睛强调──可以治癒。

「可以治癒。」卡拉听了这话不禁颔首,双眼也燃起光芒。房里响起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个病有多大的治癒机率?她存活的机会有多少?治疗要花多久时间?我预告了她的赌注:一旦确诊之后就立刻开始化疗,为期逾一年。她治癒的机率是百分之三十,大约比三个病例治癒一个略低一点。

我们谈了一小时,或是再久一点,现在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高楼下方的城市已经完全甦醒。我离开的时候把门在身后带上,一股风把我往外吹,也把卡拉封进门里。

注释

[1]编注:这是专科医师养成训练的最后阶段,但非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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